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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米体育一个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

发布时间:2023-01-01 10:49人气:

  凌晨三四点钟,房间外面经常传来“扑哧扑哧”扇动翅膀的声音。两三只燕子在横七竖八、私拉乱接的网线电线上跳跃穿梭。我打开门,它们向走廊另一端的黑暗处飞去。

  我是一位从业十多年的金牌月嫂,在大众点评上有好多好评,但最近我还是失业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  5月2日的清晨,晨曦微露,太阳露出了额头,罩在它身上的那一抹浅红色的云彩,正依依不舍地离开。街对面989公交车的站牌下,微风夹带阵阵凉意,有十来位打工者穿着春装正在等车。在他们眼里,挣几块能填饱肚子的铜板,比劳动节假期实惠多了。

  我收拾好行李准备上户。疫情期间能有高薪月嫂工作,感谢老天爷的恩赐。中午十一点。李老师发来一条微信,内容轻描淡写,客户打算住会所,不雇月嫂了。

  我从蜜罐跌到了冰窟窿。这要放在以前,根本不算事。可眼下正值疫情,客户锐减。这客户还是去年预定的,生孩子不是定时闹钟,预留的时间有时比工作的时间更长,这单黄了,得失业好长一段时间。盼星星盼月亮,盼来一场空。

  家政公司一撅我就知道它要拉什么屎。为了多挣钱,背信弃义,以次充好,我的活儿被新手月嫂顶替了。

  除了在心里骂一句,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先生治病还欠有六万的外债。罢,罢,罢,到别家公司看看吧,兴许王八看绿豆,对了眼,又揽一份新工作呢。我对自己找工作还是有信心的。

  公交车开得缓缓悠悠,车上乘客三三两两,途经北京西站,昔日喧嚣的广场冷冷清清。到了家政公司,铁将军把门。公司旁边的某中型饭店,门庭冷落,艳丽的月季花上落了一层灰,门口停有几辆蓬头垢面的汽车。

  成都的九眼桥劳动力市场,也叫职业介绍所,坐落在锦江河畔,斜对面就是竹影婆娑的望江公园,曾经,薛涛姑娘在里面制笺写诗,等候她的情郎。劳动力市场空坝子、栏杆、外面的台阶,或坐或站,黑压压一片,到处都是找工作的人。

  有一天,来了一个瘦女人,要招五个服务员到武汉的川菜馆工作,要求身高一米六,二十五周岁,工资一千元。

  很快就招够了。当时成都餐厅服务员的工资一百元左右。那时人贩子猖獗,经常有人被拐卖到外地去,受尽折磨,生不如死。我多了一个心眼儿,对瘦女人说:“我想看看你们的营业执照。”

  “啪”的一声,我的身份证被职业介绍所工作人员摔在地上。工作人员怒从心头起,骂我:“不要你去了,想挣钱门儿都没有,想去也不要你了,人不人鬼不鬼,过场还多。”

  若干年后,有位小妹说,她也是听人说的,那五位挣高工资的餐厅服务员被卖到内蒙古了,职介所没有受到任何处罚。

  发生这件小风波,职介所不待见我,认为我差点搅黄他们的生意,我找工作小心翼翼。

  芳芳饭店的李二哥,招餐厅服务员,他车上载了冻虾、活王八、鸭肠以及时鲜果蔬等,这不是人贩子,我们上了车。

  芳芳饭店在机投镇的入场口,机投镇属双流管辖,与成都市二环路亲密接触,交通便利。清乾隆九年,即1745年,建机投桥而得名,历史上的机投镇,风光秀美,景色宜人,五代前蜀皇帝王建曾在此建南苑。饭店面向宽阔的成双大道,美丽的清水河与饭店东南门毗邻而居。河畔两岸疏密相间分布着梧桐、泡桐、榆树、小叶榕、红叶李,老板李二哥承包了一公里河段,客人可以品茗、垂钓、对弈、红袖添香四不误。

  我的工作本来是餐厅服务员。但我不喜欢做服务员,学不到技术。我到饭店的时候正值中午。饭店刚走了一位洗碗工和一位墩子。洗碗池里面油腻腻的盘子堆成山。我趁机洗盘子而不是去端盘子。

  主厨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——尹师,精神矍铄,体力充沛,背微驼,有一个残疾儿子。传统川菜做得地道,巴适。一位把春芽烘蛋读成春芽拱蛋,把西兰花说成石花菜的乡村老厨师。

  “你不要洗碗了,少个墩子,你来切菜,让李二哥重新去找一个洗碗的。”尹师给我安排这份工作,二十多年过去了,我一直心怀感恩——切菜之余,尹师还教我们厨工炒菜,对我后来从事家政工作大有裨益。

  老板李二哥,矮胖身材,目光寒冷。他初二辍学,打架斗殴,不务正业。他父亲李大爷,在县武装部上班,有点小成就,存了一点钱,儿子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,李大爷在成都一家大型水产批发市场盘下一间铺子,让李二哥卖水产。

  李二哥有经营头脑,折腾几年,挣了不少钱,开始经营度假村。他人脉运作至臻至善,据说,跟县里某些机关老大关系融洽。

  90年代的机投镇,黄赌毒甚嚣尘上。原来,李二哥在劳动力市场找了几个小女孩。来之前告诉她们是卡拉OK 厅服务员,来之后,让做小姐,坐台。小女孩不同意,想离开,李二哥就把她们的身份证烧了。李二哥骂几个小女孩耍他,浪费他时间,说好又反悔。烧身份证是最轻处罚。

  那时当地职业小姐如过江之鲫,早期下海的她们。江湖上游走多年,以挣钱为己任,坐台,出台,酒水,门门清。日结,分成该多少,绝不含糊。李二哥人精,算盘一划拉,眉头一皱,觉得还是骗易掌控的小女孩划算。

  一个炎热的午后,我在熬绿豆稀饭,卡拉OK厅的小女孩,蹦蹦跳跳到了厨房。我们后厨见不了她们,除了作息时间不同,她们的饭菜,我们准备好了之后,也有专门的服务员送上楼,用餐完毕,服务员撤下杯盘,由洗碗工清洗。

  小女孩姓周,对杯盘碗碟、油盐酱醋兴趣浓厚。我们断断续续交流了二十多分钟。周小妹十七岁,做小姐之前,在餐馆工作了八个月,做服务员顺带洗碗,每月一百二十元钱。刚来的时候,在芳芳饭店卡拉OK厅做“服务员”,陪客人跳舞,客人有时动手动脚,做了三天想辞职。

  这次,李二哥变乖了,没为难她们。反而是李二哥的帮手小清姑娘主动把工资结给她们,一百五十元。只有一位女孩走了,其余的都留下来了,包括周小妹。

  周小妹很知足这种生活,她还把一个辍学的发小,两位打工时认识的餐厅服务员介绍来挣大钱。

  聊天结束时,周小妹摆下一句:“我爸让我寄钱回家盖猪圈,我挣一天的钱就够了。”

  上世纪末打工,扣押身份证和一个月薪水,是好多行业不成文的规矩。另外,又没有劳动合同,工资双方口头约定。发工资时,少给你,你也没辙,工作中扣钱的项目也比比皆是。有些老板还诱骗员工把工资存在他那里,说现金放在身上不安全,每个月领二三十零花钱,辞职的时候再拿完。大陈曾说,他的薪水就存在李二哥那里。如果你有工作,如数领到了工资,那恭喜你遇到了好心的老板,你该感恩老板;你遭遇不公,只能认倒霉。

  从中秋节就开始飘雨,淅淅沥沥的。天空愁云惨淡,随着雨落下一阵寒意来。节后大概一星期吧,晚饭过后,外面黑黢黢的,李二哥让垂钓组的大陈和小袁滚,一分钱工资没有。小袁刚从大山出来,十八九岁的样子。李二哥说,有顾客钓上鱼不想要,贿赂大陈和小袁,让他们放回河里。这事被垂钓组的一位员工告发了。

  当时,市场上的草鱼、批发价一斤两块八左右。零售价三块五左右,但是钓起来的鱼要贵些,六元一斤,饭店的秤是六两秤。李二哥可不管损福伤禄折寿那些古语,直接短四两。顾客的鱼一咬钩,垂钓组的员工马上用舀网舀起来。明明只钓了十五斤鱼,饭店的秤一称二十五斤。

  有些顾客狡诈,只想享受钓鱼的乐趣,并不想要鱼,何况饭店的秤还有猫腻。李二哥聪明透顶,深谙员工心理,对部分员工,他就实行“钓鱼执法”。

  有些他看不惯的员工,他就让他们存工资,每月给点零花钱,再想办法把他们踢走,让他们少拿工资,简直不费吹灰之力。“钓鱼执法”看起来更文明,更合理。他用这方法,搞了点昧心钱。

  第二个月发了工资,厨工小张、我、徐姐合伙买了中华香烟给尹师,尹师嗜烟如命,我们想练练手,学点儿厨艺。有点可怜的简单厨艺,后厨员工在饭店工作的时间要长些,也算有点出路。

  餐厅服务员换了一茬又一茬,服务员的薪水领完没有我不清楚,但愿都领完。但被辞职的后厨,一个子儿都没少。

  “你敢,饭店里面又嫖又赌,我们去报社告你们。”这是厨工对李二哥老婆的反击。当时我们天真地以为,报社能管这些破事。

  过了两年,我买了东西到芳芳饭店去瞧尹师。镇子上搔首弄姿的风尘女子失踪了。同尹师聊天得知,镇子上抓了几个卡拉OK厅老板去判刑,李二哥的亲弟弟、李二的干亲家,都抓了,判一年。小姐云游四方去了,饭店生意比以前差多了。

  从芳芳饭店辞职后,我不想孤身打工了,也希望先生不要老待在农村,他应该出来走走了。我想租房子,寒暑假孩子能来团聚,只要一家人在一起,哪怕吃糠咽菜,也该算一种出路吧。

  先生患有先天性疾病,健康人就业都艰难,何况一个没有一技之长的病患?我冥思苦想干啥。我们摆地摊,卖水果,都没搞几天。本钱太大,城管、交警、派出所都能没收。

  我一拍脑袋瓜,有了,擦皮鞋,本小利大,更重要的是这个更机动灵活。说干就干,我买了几把刷子,几管鞋油,两大两小四只塑料凳,拉着先生,到火车站擦鞋去。火车站客流量大。

  擦鞋的第一天,有一个小女孩引起了我的注意,她约莫八九岁,明显营养不良,瘦巴巴的,胳膊和腿又短又细,长得文静,眼睛细长,缺少孩子的灵气,淡淡的哀怨流淌其中。两尺长的皮鞋箱斜背在她身上,占据了她身长的一半,蹒跚的步履,让人怜悯。

  有天傍晚,擦鞋要收工了,小女孩喊我:“嬢孃(阿姨),我给你说个事,不是我不读书,是我爸妈不要我读,他们让哥哥读到初中毕业。”

  停了一下,小女孩仿佛要把心里的委屈都倒出来。“我叫小敏,十一岁,我哭,我爸妈才让我读书的,读到九岁,只读了三年级。我爸妈做皮鞋生意亏本了,他们在荷花池背包。”

  我除了一声叹息,啥作用没有。那时所有的摆摊占道,都不允许。城管一来,小商贩作鸟兽散,跑不赢的,自认倒霉。

  我女儿特别乖,寒暑假,那些小商贩的孩子到处玩,只她一个人站在高处放哨。一看到城管的车,就高喊:“黑猫来了,黑猫来了。”卖锅盔的大姐有时奖励她两片牛肉。

  时光飞逝,兔走乌飞,香港回归,抗洪胜利,转眼到了1999年。那年,我的家乡秋雨连绵,下雨时长堪比《创世记》中的洪水,接近四十天。玉米、水稻全发芽,乡下日子不好过,外面的世界也无奈,有些人搞起了歪门邪道。

  英英和雪雪,是“隆昌帮”的成员,还有“安岳帮”“华蓥山帮”,火车站共三大帮派,冒充铁路工作人员骗旅客。她俩游说我:“跟我们一起喊人,一天要挣两三百,比你擦鞋强多了。你会说,挣钱更多。星期天你看一下我们怎么‘整猪’(骗旅客)的。”

  英英、雪雪是表姐妹,她们的亲人在隆昌帮里有十来个,主要是趁早中晚警察上班下班的空隙,还有星期六、星期天,出来骗人抢劫。

  火车站,进站口上方有“成都”两个大字,右边是售票大厅,“售票”两个大字非常显眼。进站口前面是一个小广场。小广场前面有个小型街心花园,里面栽有几棵大叶榕,是出租车的下客处。街心花园的另一头,是一条通到售票处的路,四面八方来成都的人,如果坐公交车到火车站,购票的主要通道就是这条路,公路的边上是成都市人民商场火车站分场。从商场过马路左拐到售票厅大概五十米的距离,仅仅这五十米的距离,隆昌帮就有几十人分布在商场街沿和公路另一边。

  旅客甲走商场街沿,英英老公用正常声音对旅客甲说:“西部大开发,火车站改造,走下面。”

  英英父母故意露出假工作证:“以前的售票窗口不卖票了,售票处改造,在另外的地方售票。派我们工作人员出来维持秩序。从这边走。”一边说,一边推旅客甲到马路上。

  旅客乙往街心花园那边走去,公路另一边的隆昌帮成员立刻阻止:“回去,走右边。”对旅客乙说的话,与对旅客甲的一模一样。

  公路的尽头,往左拐即售票大厅。隆昌帮大批成员站在那里,阻挡旅客进售票大厅。

  上当的旅客,在隆昌帮成员的陪同下,直行大概一百米,来到建兴宾馆门口,门口有一块空地,隆昌帮的几辆中巴车就停在空地上。

  很多时候,“警察”,隆昌帮负责人,托运公司老板娘,在建兴宾馆旁边,搬根椅子,喝茶聊天。

  到了中巴车跟前,雪雪温柔地邀请旅客上车。“西部大开发,售票处搬迁,车站提高服务,派车接送。”雪雪一边说,一边跟负责人打招呼。旅客一看,有“警察”在旁边,也放心了。

  我最终没有加入隆昌帮,依旧擦鞋,良知不允许,如果被骗抢的都是跟我一样,穷得叮当响,从牙缝里省钱出来的人,天理难容。他们把人拉到五块石一处隐蔽的民房,除了车票钱,身上其余的钱全洗光。距发车时间二十分钟,把旅客送上火车。

  当年,“打大张子”“吃招呼钱”是火车站另两种大名鼎鼎的诈骗抢劫模式。一部分漏网的、运气好的、没有东窗事发的诈骗犯,骗到钱后,金盆洗手,过着人模狗样的生活,更多的罪犯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,在铁窗中挥霍青春,蹉跎岁月。

  打大张子性质最恶劣。付三妹她们一伙,几十个在车站打大张子,上班时间与隆昌帮一致。早中晚警察上下班空隙,星期六、星期天。

  清晨,一行人提十来个小竹篮,里面装上最好最新鲜的四川水果。女人们衣着朴素,着布鞋,不化妆。她们提着竹篮逡巡,等着目标。男人们站在旁边。

  “买不买水果?一块钱。”付三妹挨个问旅客,“卖剩下的,只有这点了,一块钱。卖了我好回家。”

  “我还骗你吗?是一块钱。”付三妹一边说,一边帮旅客丙捡水果,旅客丙打算付钱。

  “我的水果卖完了,零钱太多,我拿回家给娃娃交学费的。带着不方便。正好,你出门需要零钱,你跟我换一下,行不行?”付三妹左手往后一伸,她表弟立刻把五百元的零钱递上,“我先数给你,你看一下,换五百行不?”

  打大张子的两种选择,一种换假钞,另一种反复数钱,压在手心,把钱抽走。旅客温顺不懂的,就反复数线。旅客经常跑外面,又贪小便宜的,换假钞。

  付三妹的表弟、表哥、老公开始上场了。表弟把旅客丙肩膀使劲一拍,“耍不耍小姐?”表弟嬉皮笑脸。表哥牛高马大,做出抢钱状。旅客丙赶快把钱捏紧。

  表弟是打大张子“男一号”,“小姐漂亮,巴适,相因(便宜)得很,耍不耍?我带你去。”表弟一直说着类似的小黄话,缠着旅客丙,走好远。

  付三妹跑到一百米开外,一家杂货店,打大张子的老巢,装上水果,换件外套,改下发型,又开始第二轮的诈骗。

  这伙人非常猖狂。我在擦鞋的时候,知道两次,有旅客“点水”,他们都报复了的。一次,点水的旅客,进“站前饭店”坐着吃饭了,他们尾随而去,大腿上杀一刀,逃之夭夭。另一次,旅客已经走到荷花池批发市场了,他们还往对方上扎了一下。在车站讨生活的人,都知道他们有背景,心狠手辣,不敢多事。

  当他们诈骗一位瘸腿的残疾人得手后,我同付三妹的大嫂说过一句话:“没良心,造孽哦。”

  吃招呼钱的,又称吃窗口钱,几个人一伙。当年列车运载能力不足,火车票很紧俏。吃招呼钱的进票厅,对旅客说:“我有关系,来,一张票加五元。你看到买。”“你把钱给我,多退少补。”

  吃招呼钱的人多,徐大卖票,赵二,李三,王四,周五,使劲往旅客中间挤,把旅客挤到后面去了。徐大就卖短途票。用一大沓二十元一张的假发票,盖住短途车票的到站名,只留始发站“成都”两字。

  伙人把旅客骗至偏僻处,一般是车站后面,荷花池肉类批发市场。徐大说:“给你买票,我用了一千元的关系费。”说着扬了扬手上那一沓二十元的假发票,“你还要补我一千元。”

  徐大这一伙人,除了吃招呼钱,还有挣钱门路:收票串串(黄牛)的保护费,代人收账,到歌舞厅、赌场帮老板摆平不愉快,还会跟其他吃招呼钱团伙火拼。

  新世纪的春节马上要来了,吃招呼钱团伙打了鸡血。炳娃约徐大谈事,徐大单刀赴会,炳娃抽出随身携带的斧头,砍了二十七刀,徐大当场驾鹤西归。

  吃招呼钱影响恶劣,警方也会狠狠打击。车站的广播,每天从早到晚都循环播放各种防骗防抢的知识和预防方法,还是有人上当。只要一伙吃招呼钱的一个月不露面,多半栽了。

  千禧年之后,政府进行市容市貌大整治,创建卫生城市,重点盘查三无人员。那段时间,我就想改行做票串串。

  票串串倒卖车票,就跟商人倒卖紧俏物资性质一样。挣点差价,只不过,票串串挣点小钱而已。

  旅客要车票,一位票串串守住旅客,以防被别的票串串撬走。另一位到票老板市场去收票。久而久之,合得来的票串串就组合在一起。票串串自由组合,见者有份,统称“烤火”。大家在实践中立的这项江湖规矩,相对公平,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,而且一个人也不能串票。

  做票串串不占本钱,空手出门,抱钱归家。票串串在倒卖车票之中,处于食物链最底层。

  我曾经傻瓜般地问一位票串串,旅客为啥不自己到售票窗口去买票?票串串回答:“你是真笨还是真傻?他能买票会来找我们吗?票都在票老板那里,旅客到哪里去买票?”

  被警察抓住,如果票串串身上有票,拘留半个月。票多,判刑。如果没票,待遇同三无人员一样,送收容遣返站。票串串比擦鞋利润丰厚,有些人早就改行了,等我不得不改行时,别人已晋升为票老板,放票挣钱了。

  马姐一家子,大家对他们真的是羡慕嫉妒恨。马姐女儿李英,就是从擦鞋匠到票老板。

  李英长得娇小玲珑,秀发乌黑透亮,皮肤白皙。80年代初期,马姐跟生产队长私奔到成都,生下了李英。没多久,李英的生父生病去世了,马姐牵着小李英在火车站骗讨,相依为命度日。李英大点了,开始擦鞋。十五岁李英生了大儿子。

  在火车站摸爬滚打多年,小李英很聪明。背着孩子做票生意,当票串串。过了两年,十七岁的李英生了个女儿。李英开始当票老板了。

  有天晚上,因为小孩打架受伤,李英与老张发生矛盾,李英打电话,半小时就拉来一车人。最后派出所解决,老张支付李英孩子两千元医药费。

  第二天,老张在建兴宾馆门口擦鞋时发牢骚:“李英仗着人多纳米体育,她二哥,二嫂,她老公四弟兄,哪个不晓得有关系?拉一车人来,吓哪个嗦?”

  我问:“她哪来的二哥?”虽然大家天天都见面,但各干各事,有些事情不知道。

  我想起来,马姐身边这段时间有一位带奶娃的年轻媳妇月嫂新闻,应该是李英的二嫂。马姐想把衣钵传给她。

  正在擦鞋的刘大姐接嘴:“李英做票老板了。她在八里桥买了房子,这女娃子长得好看又能干,可惜不识字。”刘大姐也不怕鞋油糊顾客袜子上,一直抬着头,“从擦鞋堆里走出去的英雄,我们都佩服。”

  那时,我就想当票串串。我胆小心虚,一直只有想法而已,现在打算先去票厅破破胆。

  第一天进票厅,我东走西走,还不到十分钟,一个绰号“母老虎”的工作人员就把我抓住了。这个工作人员四十多岁,短发,戴眼镜,外形彪悍高大。我被推进值班室,同几个票串串、几个小孩关在一起。上厕所不允许。我辩解说自己不是票串串,真的票串串不敢吭声。五个小时之后,我被放出来。我的票串串生涯还没开始就落幕了。

  第二天,天空下起了细雨,我还在街心花园等着擦鞋,尽管这个时候,根本没有顾客。

  街心花园的大叶榕下面有些旅客在躲雨。有位旅客背靠大叶榕,头上盖件衣服,身边有几个同伴,同伴说他已经死了,弥留的时候同伴打电话给他老婆,让老婆接他回家,他老婆没来。

  离开火车站之后,我一脸迷惘,干啥呢?我思忖,敢情我跟不上时代,没有提升自己?我立即去华光电脑培训班学习电脑。学电脑才是让我后悔的选择,以至于后来我对任何培训班都不太信任。天天让我背五笔,练打字,教点皮毛,半个月,直接告诉我学完了。除了看电影,我现在都不会操作电脑。那学费可是我打零工两个月的总收入。

  电脑知识没派上用场,饿肚子的感觉不舒服。面对未来,更多是无奈和彷徨,不得不一次次徘徊在职介所门口。这次,十二天过去了,我才找到一份不用住在雇主家的白班小时工。准确来说,应该是白班保姆。

  我不想住在雇主家里,住自己家,寒暑假的夜晚可以监督孩子写作业。孩子上小学四年级了,连分子分母都搞不清楚,我责骂她,孩子特委屈:“爸爸走了,没有人给我讲作业了,老师天天忙农活,上课才来,下课就走了。我做不了的作业,没法问人。”

  以前,我们连找这种工作的资格都没有,职介所工作人员首先跟雇主申明:下岗工人,家在这儿,跑不了;外地来的农村人不敢肯定啊,掉了东西我们不负责的噢。

  过了一段时间,李太太对我说:“我们选保姆,要看面相的,我看你的面相,没有私心不会干坏事,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辈子?”

  我担心李太太试探我,工作黄了,又低声补充一句:“做一辈子用人其实也是幸福,衣食无忧嘛。”

  我每晚九点下班纳米体育,途经五块石立交桥时,快十点了,那时立交桥下有抢劫的,有点神奇,听《大悲咒》能防盗抢,还能保佑主人的运势。真是迷信得别出心裁。

  第一次去公司,早晨,开早会。大家精神饱满唱《感恩的心》,给销售精英贴小红花,销售心得分享,主管,经理,副总,轮番上台讲话。

  李太太每次去公司,打扮得珠光宝气,钻石耳环,珍珠项链,红宝石戒指,劳力士手表,一股脑儿往身上戴。化上浓妆,提上爱马仕包。

  我不知道爱马仕,更不懂劳力士。家里的花木都是租赁的,有一次换花木的绿化工来,表、包放在茶几上,李太太从卧室冲出来,抓起包和表闪进卧室。后来,她告诉我,这两件东西有多贵。

  “这是公德事业,我们不挣钱,我的钱挣够了,现在不需要挣了。我在台湾买了很多这种产品,这种产品是小房产,这些小房产,零风险,保值增值。人会无限往生,我们的产品只有这么多,过几天就会涨价。土地是有限的,政府不再批公墓了。两年后,如果不想使用,想转让,公司回购。公司回购价格肯定比投资产品时的价格高,比买股票、存银行划算多了。除了战争和地震,我们的产品长期存在,小偷偷不走。”

  第一次从公司回家,我云山雾罩,真不懂。我对其他保姆说,这个产品是小房产,要本钱,可以让你们主人买,挣大钱。过了几天,保姆小兰说,她们女主人说,别买,是传销。

  李太太回答:“我们以前有合法的传销执照,我们是卖安利的。传销就是做公德,帮助最亲的人挣大钱,几十万轻而易举。”

  我的回答让李太太不太高兴。“你这种说法,进我们公司,我们都不要。人都是有贪心的,做生意。不给点甜头。怎么挣钱呀?我们总公司有法律顾问,我们不超过三级,三级之后,就分开了。我们定性不了传销。”

  李太太开始给我讲授传销的本质了。我表现出来的听课欲大大刺激了李太太的演讲。“传销就是击鼓传花,最后的人遭殃。好多农民把牛卖了,来买我们安利的牙膏。”

  她又开始讲资本,讲日本通货紧缩,八十岁的老头蹲街边洗碗,家里养不起一个闲人。讲加入世贸,台湾米酒涨价六倍。讲完了,鼓励我买房,将来房子肯定涨价。我挣的薪水,家庭开支都捉襟见肘,别说房子涨价,就是垮价我也买不起。

  暑假来了,李总的孩子们来了。他们每年寒暑假都来,李太太带着他们到各个景点旅游。

  孩子们来的当天,大家正在用晚餐,李总把一袋杏仁粉扔进了垃圾桶。“这买的什么呀?这不是杏仁粉,味道不对。”李总有点生气。这已经是他两个月来第三次扔杏仁粉了。每次尝一下就扔了。

  时间像流水一天天逝去。李太太来大陆的时间越来越少,去公司的时间也越来越少。李总在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少。李太太说,他们要撤了,去另外的城市发展。

  我不愿意去外地,孩子正上学,那时月嫂职业时髦而紧俏,成都市妇幼保健院在开月嫂培训班。我辞了职,接受了培训,开始做月嫂了。

  四个月过去了,有一天,我正在给产妇煲汤,接到李总司机的电话,问我是否愿意到另一个城市,在李总家接着做保姆,做熟不做生,但我有一个条件,先生与我同行。

  这座城市太乱了,我在菜园坝被敲诈,打个市内电话几十元;在陈家坪,包被抢,包里装有身份证、存折、现金、手机。最让人气愤的是,在派出所做笔录的时候,一位警察说,昨天,我们这里有个人被抢了五万,好像我的还抢少了。

  田小姐,长相有点像某明星,高挑身材,自称毕业于西南交大。田小姐爱穿宝姿服饰,有一件束身内衣,价值三万人民币,我每次洗的时候都如履薄冰,如果洗坏了,我拿什么赔偿?

  田小姐也是清闲过了头,只要有时间就抱怨李太太容不下她。她挺委屈地表示,李总身边一个女人根本不够,那么大的产业,需要其他女人帮忙打理,而且,她跟李总也不是一天两天,青春耗尽了,该有名分了。

  田小姐来劲了,洋洋得意道出原委。以前,她们在广州,李太太很少来大陆,田小姐过了些逍遥日子。在成都的时候,李太太听到风声之后,派他表弟到大陆充当情报员。查实之后,火速飞往大陆。田小姐一边调兵遣将,一边想应对之计。她年龄不大,神通倒不小。她先借了一位外形高大俊逸的男孩冒充男朋友,在李太太出没的地方,同男孩做亲密状散步。李太太找到她之后,田小姐伤心诉委屈。她年幼不懂事,被李总欺骗。现在她已开始新生活,有男朋友了,要结婚了,不希望任何人打扰她。

  “我发现王佳美的嘴角,浮出满意的笑。”王佳美,李太太本名。通过运作,田小姐侥幸取胜。

  田小姐摆弄着手机,继续炫耀战果。她告诉租赁男友,我把手机给你,这几天晚上,任何时候有我的电话,你都先接,如此这般,交代一番。深夜,李太太果然打电话,租赁男友接过电话,按田小姐吩咐回答。第二天深夜,如法炮制。经此一役,田小姐收获了一年“幸福”时光。

  “李太太是A型血,我也是。所以她想什么我能料到。她穿什么衣服,我穿什么衣服,她染什么头发,我染什么头发。门口的保安都分不清。”

  聪明绝顶的李太太,这种掩耳盗铃的桥段,岂能糊弄?不过是下个台阶罢了。这句话,我不敢说出口,否则,只能卷铺盖滚了。

  “她应该感谢我,我帮她照顾老公。王佳美比我大二十五岁,我永远比她年轻,她肯定走在我前面,只有我能陪伴李总到老。”

  重阳节过了几天,我蒸好大闸蟹,田小姐一边剥,一边叹息:“好多男人说有钱都是骗子,真正有钱的男人没两个,自从王佳美离开,孩子们只打过一次电话,要抚养费。前几天,李总生日,孩子们一个都没打电话来,李总心情不好,我明天回成都了。”

  就这句话,李总训斥了我一顿,说我话太多。完事后,加了一句:“李太太打电话过来,你告诉她,田小姐走了。”

  田小姐回成都四十八小时都不到,又开始折腾,从凌晨一点折腾到凌晨四点。每隔十分钟,她就给我打电话,内容全是,她要死了,她割腕了,再不送医就来不及了。

  我说,你给李总打电话吧。她说,李总不接她电话。我特别担心田小姐干傻事,我壮胆告诉李总,他说:“别管她,她闹够就不闹了,她自杀很多次了。”

  傍晚,田小姐从成都回来了。她锲而不舍地敲门。敲了两小时,李总才让她进来。

  田小姐的哭声夹杂抓扯声持续到后半夜。早晨,田小姐鼻青脸肿,满脸伤痕。我陪着洒了几滴泪,安慰了几句。

  范雨素 / 郭福来 等著 / 世纪文景 / 上海人民出版社 / 2022年8月

  本文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《劳动者的星辰》,略有删减,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已获得授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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